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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改革:王权成人礼

作者:刘辉  时间:2018-01-30

改,《说文解字》曰,“更也。”革,《说文解字》曰,“兽皮治去其毛”,意为清理、去除。《易经》中革卦与鼎卦相连,《杂卦传》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改革一词的涵义贯穿华夏文明古今、从未改变,就是去除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改革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顺应新的客观需要,总有一些关键人物出现,运用非凡手段,凝聚各方力量,担负起推动改革的重任。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每一次改革都沉淀为历史宝贵的财富,为后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智慧。改革作为一种精神,也早已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自我调整、解决矛盾、连绵不绝的重要保障。

我们今天要说的夏禹,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陌生,他最为后人传颂的功绩是治理洪水,使华夏民族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向前发展。因此,夏禹在我国很多地区被奉为先祖和神明。不过常常被人忽视的是,夏禹不仅是一位勤勉优秀的治水专家和部落首领,更是一位雄才大略、心思缜密、手腕高超的改革家。他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开创华夏民族安定生产生活局面的意义,完全不亚于对洪水的成功治理。

夏禹的改革三步走

夏禹的改革第一步开始于对治水方式的改革,这也是他政治生命的起点。尧在位的时候,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共工、夏禹的父亲鲧(有史学家认为共工和鲧是同一人)相继治水失败,尧又命夏禹继承父业继续治水。夏禹采取了不同于前人修筑堤坝、削平高地、填埋低坑等违背水流自然规律的做法,而是根据水流方向因势利导,深挖河道,凿山导水,疏通河流,使其顺利入海。用《史记》的记载就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里的“九”未必是确数,也可能是形容数量之多。同时,夏禹还引导人们在沼泽地种植水稻,既获得了食物来源,又固牢了水源。经过13年治理,洪水退却,天下重新安定,夏禹也因此获得了巨大声望。这个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需赘述,更重要的是,夏禹并没有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改革,他利用治水的机会,还详细考察了各地山川、物产、土壤、气候等,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他的改革第二步——行政区划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

在全国范围内,夏禹根据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将部族能达到的势力范围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关于九州的具体名称,不同史籍记载有所不同,此处采用《尚书·禹贡》记载),根据各地田地条件和物产种类将赋税划为九等,总体上是田地越肥沃、物产越丰富则赋税越高,反之则越低,并因地制宜地规定了不同地区进贡的物品。比如,豫州土质松软肥沃,田地属中上,赋税定为一等或二等,进贡物品为葛布、麻、丝絮等;兖州田地质量为中下,赋税则定为九等,进贡物品为漆、丝、锦绣等。在各地与王城关系上,又将王城以外五百里的地区划为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绥服,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荒服,针对每个范围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赋予不同义务。具体来说,紧靠王城一百里以内的地区要交纳收割的整棵庄稼,一百里到二百里要交纳禾穗,二百里到三百里要交纳谷粒,三百里到四百里要交纳粗米,四百里到五百里要交纳精米,五百里到六百里是卿大夫的采邑,六百里到七百里是小的封国,七百里到一千里是诸侯的封地,一千里到一千三百里推行礼乐法度、文章教化,一千三百里到一千五百里要整备军事、保卫天子,一千五百里到一千八百里要遵守教化、和平相处,一千八百里到二千里要遵守王法,二千里到二千三百里人来去不受限制,二千三百里到二千五百里可以随意居处、不受约束。整体上的政策思路是,越靠近王城,管理越严格,承担的维护王权义务越重;离王城越远,管理越松弛,越偏向于地方部落自治。如果上文中的数字是实指,我们可以据此测算一下夏禹行政区划改革后意图达到的王权管辖范围:以上内容出自《史记》,其作者司马迁为西汉人,当时的1里约为现在的410米左右,需遵守“王法”的范围达到王城外2000里,即现在的820千米,当时的国都在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市,由此计算出当时夏禹意图管辖的范围向北达到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向南达到今湖南省永州市,向东达到黄海沿岸,向西达到今青海省兴海县,面积达67.2万平方公里。改革的效果是:“四海会同”,“六府甚”,“致慎财赋”。也就是说,四海之内的诸侯都来王城会盟和朝觐,仓库物资充盈,各地都按照规定认真进贡纳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功。天子于是分封诸侯,赐给他们土地和姓氏,并要求诸侯不得违背天子命令,王权得到极大强化,政治秩序得到稳定和巩固。

夏禹从舜手中接过王权之后,改国号为夏,开始他的第三次改革——巩固王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在涂山约请诸侯相会,将诸侯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大鼎,分别雕铸九州物产和珍禽奇兽,象征天下九州尽归于夏。青铜在当时是最珍贵的物品之一,青铜铸造则是最先进的技术之一,鼎一直都是重要的祭祀礼器,夏禹的这一做法,其实是以一种庄重、肃穆而又神秘的仪式对王权予以确认,从意识形态层面强化王权的威严和不容侵犯。二是坚持暴力和教化并重,向周边部落宣传中原的文化、礼教、法度,同时对不服从的部落暴力打压,先后征讨有扈氏,处死防风氏部落首长并暴尸三天,有力威慑了各地诸侯。夏禹在位10年而逝世,根据《孟子》记载,夏禹将王位传于益,3年后益又让位给夏禹的儿子启,天下因为启是夏禹的儿子并且自身贤能,便都归附启,启于是即天子位,开始了真正的王位世袭制,这一段记载后来被《史记》采用。

对于启王位来源的问题,春秋和战国时期史官编撰的《竹书纪年》则是另外的记载:启凭借夏禹之子的地位杀死益而取得王位。这部史书的很多记载同出土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相似,在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后来甚至有人直接提出夏禹传位给启的观点,认为这是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折点。夏朝没有文字记载,年代久远,很多历史真相难以考证,无论是夏禹直接传位给启还是益让位给启,客观效果都是启作为夏禹之子继承了王权,这在尧、舜时代是没有过的。我们从结果反推,可以看到当时的王权已经十分稳固,以至于《孟子》中解释启继位与舜、禹不同之处时,特别强调天下人说启“吾君之子也”(君主夏禹的儿子)。可见,夏禹时代,中原王权达到了尧以来的顶峰,夏禹以巩固王权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王权的正能量

在今人看来,王权代表着专制、残暴和落后,但在夏禹的时代,巩固王权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夏禹之前的中国社会图景。当时中国内的各大部族基本处于松散的联盟状态,虽然自黄帝起就有了所谓的“天下共主”,但各大部落之间分分合合、战争不断。自黄帝以来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史书记载到的就有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黄帝与荤粥、颛顼与共工、舜与三苗等,有的战争甚至用“天柱折,地维绝”来描述,可见其惨烈。当时的状况,估计与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描述的原始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差不多。关于王权的更替,有两大源流。一个是孔子编纂的《尚书》中,尧、舜、禹通过禅让将王位让与德高望重的贤能之士,是一个“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大同社会。另一个就是上文提到的《竹书纪年》,舜囚禁和流放尧而得到王位,禹逼迫舜南巡实际也是流放舜获得王位,后来韩非子总结为“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则折衷了一下,让尧、舜、禹都成了黄帝的后代,只是通过禅让制“隔代继承”而已,既保留了“天下为公”的美好,又照顾到了世袭制的现实。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记载,从黄帝到尧,可都是正儿八经的世袭制,黄帝传位给孙子颛顼,颛顼传位给侄子帝喾,帝喾传位给儿子挚,挚传位给弟弟尧。如果说,儒家尧舜禹禅让制的渲染,传递给后人的是对圣人治国的美好理想;法家臣子弑君的叙事,传递给后人的是对权术的警醒和重视;那么司马迁的《史记》更容易给人揭示的是,黄帝经过努力稳固的王权,在尧时代衰微,世袭制暂时解体,夏禹时代又恢复了王权的权威和世袭。王权的再次稳固,结束了各部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管理秩序,使人们能够安定和平地进行生产生活。虽然一人主宰的王权也会因为王者的昏庸无道而滥杀无辜,但相比之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仍然可以减少很多杀伐和伤亡。上古时代,华夏民族还没有形成权威意识,越是如此,越需要权威来制止纷争,稳固的王权在当时顺应了人们期盼和平的愿望。在当时,对王权的成本收益进行综合评估,其结果是总体为正,至于后来权威意识极端发展及至变形扭曲、产生异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公元前2100年左右,欧洲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刚刚起步,中国的华夏民族已经开创了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在相对稳定的管理秩序下,夏王朝有力推进了华夏文明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都获得了长足进步,物质财富得到大量创造和积累。其实,在夏禹之前,历代部落首领都在为巩固王权和建立秩序做着不懈努力,比如:黄帝组织观测太阳运行和四季变化,推算历法;颛顼制定礼仪规范天下行为;尧重新制定历法;舜统一音律、长度、重量标准,制定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和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规定诸侯用五种圭壁、三种彩缯。只是他们的效果都没有达到夏禹的程度。夏禹其人以及其事迹是否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争议,在我国很多地方的传说中,禹是作为神出现的,有龙、蛇、熊、虫、半兽半人等多种形态,有学者认为古人将作为神的禹人话,也有学者认为古人是将作为人的禹神话,都是借以寄托对圣贤的期盼和向往。史书不可尽信,史书上具体人或事的真伪也难以确认,我们暂且不去考证上古史,我们可以将夏禹看作是一个符号,他是几代君王面对战乱频仍,抗击自然灾害、制定礼仪法度、建立管理秩序、强化王权权威的缩影,并最终实现了政权的集中统一,这些努力和成果都集中体现在了夏禹身上。

夏禹改革的成功之道

夏禹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扭转了尧、舜时代王权衰微、大权旁落的局面,总结起来,有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夏禹掌握了应对自然灾害的核心技术。夏禹成功治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天下分崩离析,在此之后,王权不断强化。在远古时期,人类的生产能力落后,谋取生存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当夏禹运用先进的技术成功治理了洪水灾害,各方部族为了获得生存自然要主动依附。况且,治水需要组织动员庞大的劳动队伍,史书记载,夏禹每次疏浚河道、开凿大山,都要征调几十万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小小部族能单独完成的,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威组织发动。吕思勉先生认为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能形成统一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江河泛滥的需要,可能依据也在于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谁拥有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谁就会获得权威,继而获得权力,有点类似于“专家治国”,说白了还是利益驱动。夏禹之前,有巢氏教人构筑巢穴,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伏羲氏教人捕鱼打猎,神农氏教人种植五谷、豢养家畜、辨别药物,他们都因掌握了先进技术获得了其它部族认可,成为一时的首领。夏禹治理洪水泛滥的技术,给夏禹带来了巨大声望和威信,也为夏禹推行改革奠定了基础。当各部族逐渐掌握了这一技术,过去的自然灾害被驯服,生存的压力不再成为主要矛盾,王权带来的实惠也渐渐减少,王权便要走向衰微,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就开始了。所以,夏禹巩固的王权,传到太康一代就开始衰落,尽管后来经历了少康复国的努力,但最终仍然难以避免权力的重新洗牌。

第二,夏禹的改革采用了分类管理的科学思想。管理学中有一句经典名言:没有分类就没有管理。夏禹基于“九州”设定的赋税等级和进贡类别,充分考虑了各地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让每个地区都能承受,有利于保持财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大大增强了王权的财力。基于“五服”设计的管理政策,针对不同区域人群分类施策,既施行教化又尊重边远地区部族风俗习惯,使各部族易于接受,增强了王权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种分类管理的思想出现于上古时期难能可贵,它是建立在夏禹对全国各地风土人情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是他亲力亲为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可见改革者切不能想当然,必须在充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判断后再做决策。1800多年后,秦国统一六国,设立皇权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在赋税、徭役、刑罚上实行一刀切,严苛残酷,最终逼反了不堪重负的社会底层,相比夏禹,强秦该是怎样的惭愧。

第三,夏禹具备高超的政治手腕。改革是对既有利益的打破和重新调整,在坚持客观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还必须依靠一定的手腕予以推动。夏禹推动改革的手腕,集中体现在他对暴力和教化两种手段的娴熟运用上。任何一个政权的稳定,都需要暴力作为后盾。但紧靠暴力远远不够,暴力只会让人产生屈服于恐惧的顺从,一旦王权的暴力有所衰减或被压制一方的暴力有所增加,被压制方就会反弹似的加倍奉还。夏禹即位后,在运用暴力打击不服从王权的部落同时,还特别注重宣传中原文化和制度,强化王权的意识形态色彩,从思想上使其它部落认同王权。一直以来,夏禹被作为古代圣贤顶礼膜拜,始终是公正贤德的形象,但史书上描述的夏禹还有心狠手辣的一面,对不服从教化的部族严厉打击,《国语》还记载,夏禹在会稽山召集诸侯大会时,因为防风氏迟到就把其首领杀死并暴尸。可见,夏禹的政治手腕十分了得,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杀伐果断,给了诸侯们强烈威慑。

夏禹以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为政治资本,采取各方都能认同的政策措施,运用正反结合的统治手段,使王权真正成长起来,将中华民族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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