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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志愿服务的认识误区和本质特性

作者:卢德平  时间:2016-06-03

一、志愿服务认识的危机

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范围的社会现象。国际社会对于志愿服务的界定主要包含三个要素:没有物质报酬;出于志愿者地自愿;第三方获益。但是,这个定义更多的是从非志愿服务的立场,即参照一般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成立的条件,而对于志愿服务所做的一种外部性判断。外部性判断所产生的危机在于:不能从志愿服务的内在性出发来理解这种社会行动,容易聚焦于志愿服务与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之间的差异性,进而认为这样的差异性是构成志愿服务的本质特性。当然,认识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是审视其本质构成的必要步骤。但是,承认志愿服务与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着差异,如同承认任何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一样,并非问题的本质所在。所认识或理解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间的差异也未必等于其间存在的真正的本质差异。

事实上,对于志愿服务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意义,包括志愿者在内的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共识。共识的难以达成,是由于:围绕这一社会现象存在着多种视角,其间的差异颇大;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着熟悉中的陌生性问题;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判断标准呈现出多元性和分歧;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中的行动者即志愿者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对于这种社会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尚未形成准确的认识。

然而,关于志愿服务的社会共识的形成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而绝非只有积极一面。其积极作用根本上在于将志愿服务整合为一般社会现象体系的组成部分,从而减少其陌生性,扩大其可接受度。但伴随着这一积极作用的消极面则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共识都是在提高相关社会现象共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寻找志愿服务与一般社会现象之间共性的同时,则有可能在方式方法,甚至包括内在理念上,将志愿服务同化为一般社会现象,从而使志愿服务丧失其独特性及其社会价值,最终使志愿服务转化为一般社会现象,从而走向志愿服务现象的消亡。志愿服务面临着这样的认识危机,而在社会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平衡,为化解认识的危机所做出的选择也将面临着行动的危机。

危机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志愿服务定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人们对志愿服务的动机归因发生错位;志愿服务行动者对于自身的主体性定位经常发生困惑;志愿服务效果的衡量尺度存在着经济理性人的功利主义偏向。

(一)志愿服务第一要素

志愿服务定义的第一要素认为志愿服务是一种没有物质报酬的社会行动,仅仅是和大量能获得物质报酬或实际获得了物质报酬的社会行动所做的一种货币化的区分。这是把劳动当作商品得出的结论。志愿服务也确实带有一种免费的标志,而日常生活中经济理性人的眼光更容易聚焦这种区别,但这个视角更多具有消极评价的成分,也即倾向于把免费和低质量或用处不大(“不值钱”)相等同。如果用一种无物质报酬或免费的尺度来看待志愿服务这种社会现象,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种“低质量”或“不值钱”的社会行动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者的重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参与,并且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场发展势头强劲的社会运动这样一个明显的悖论。

此外,以物质报酬为标准来判别一种社会行动的性质,也把这种社会行动单纯地工具化了,并且认为它不过是通向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或者是达成这种外在物质目标之动机的外化载体。立足物质报酬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所做的工具性解释,否定了一定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的本位构成,掩盖了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本身构成的内在差别和价值,而把这些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通盘转换为可以按货币进行量化的材料,则去除了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本身的丰富意义,使得由此构成的社会生活成为没有内容的形式体系。

以是否获得报酬来界定志愿服务,显然只是采用了一种工具化的尺度,以否定的维度,用“不是什么”的机械排除法,来对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的志愿服务。以此作为定义的标准,显然无法触及志愿服务的本质特性。只有立足于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的内在意义,而非任何外在的物质目的,去界定这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才有可能解释不同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成立的内在理由。从这一角度看,志愿服务成立的内在合理性恰恰在于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本身,而不是任何外在的量化尺度。这样来考察志愿服务,意味着把志愿服务与其他社会行动或社会现象都放在一种内在意义构成的维度上来加以衡量,从而贯通了志愿服务与一般社会现象或社会行动之间的有机联系。从志愿服务的内在意义出发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志愿服务依据内在意义而获得的存在的合理性。志愿服务的内在意义表现在意义的构成要素、意义的表达倾向、意义的主体性、意义的场域等多个方面。同时,志愿服务的内在意义又和构成上述社会行动内在复杂性的诸维度形成对应。

(二)志愿服务第二要素

志愿服务定义的第二要素即“出于自愿”,也需进一步加以分析。自愿和志愿在英文里都对应于“voluntary”,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人类的各个层次的需求之中,生理或物质的需求处于最基本的位置,而这一最基本的需求或欲望对于人的行动发挥着很大的支配作用。这个基本的需求是行动者自身的需求,而非他人的需求,由此实施的行动也是基于主体意志的行动。那么,所谓自由的意志是否一定要和行动者自身的需求或欲望,在动机层面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呢?从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理解,绝对基于行动者自身的需求或欲望的行动,实际上无法充分实现它的社会性,也不可避免地和他人的行动需求或欲望产生冲突。志愿服务所说的自由意志,显然不是这种非社会性的绝对自我的需求或欲望的产物。那么,这种自由意志又是什么呢?答案只能从这种自由意志的社会属性上寻找。也就是说,志愿服务行动的主体自由意志和自由裁量权利,是志愿服务的行动主体将自己的意志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化的自由意志,而非基于任何绝对自我需求和欲望的生理或物质自由。这就把志愿服务的自由意志与志愿服务的利他精神结合起来。

人的个体性中蕴含着社会性,而社会性的合理实现又离不开对于人的个体性的尊重。而且,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及对这种统一从行动上加以保障,构成了人的自由裁量权利的重要内涵。这是志愿服务的自愿性和自由裁量权利的本质含义所在。

但是,包括志愿服务在内的大量社会行动,其自由裁量权利的实现,未必是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他人,而是出于某种泛化的社会正义观。这是志愿服务的主体意志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当然,拥有这一特征的,除了志愿服务,还有社会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实施的社会行动。志愿服务所帮助的对象具有匿名性和非特定性的鲜明特征,而这一特征深刻指向了志愿者所秉持的普遍的社会正义观,并通过具体的志愿服务实践,把这种普遍、泛化的社会正义观与主体的自由意志进行了内在结合。当然,这种社会正义观并非志愿者本身与生俱来,而更多地是从社会实践的场域内化而来。正因为内化为志愿行动的内在、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具体的志愿者对此未必有着明确的意识。可能不是像目前心理学界人格测量结果所显示的那样,认为先赋性的同情类人格特征与坚持社会正义观、参与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与志愿服务行动的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由上分析可知,志愿服务行动的自愿性和志愿服务行动者的主体自由意志,并不是行动者随心所欲的需求或欲望的产物。这个自愿和自由具有社会性和利他性的本质特点,而将以他人需求为核心的社会性和利他性与行动主体的自由选择内在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志愿服务行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只有二者结合起来,社会规范的外在性和强制性才能转化为志愿行动的内在性和自愿性。在此前提下,志愿服务行动的自由意志的真正内涵才能消除表层的自由与利他性之间在直觉上的矛盾,而使二者获得深层次的统一。这与志愿服务定义的第三个要素,即利他性形成了内在的关联。

(三)志愿服务第三要素

志愿服务定义的危机表面看来自定义的三个要素在概念构成上的脱节,究其实质,定义的危机反映了对于志愿服务理解和认识上的危机。用经济理性人的功利主义态度看待志愿服务,造成了对于不求物质报酬的志愿服务在经济价值分类上的困惑;用单纯的货币量化方法衡量志愿服务的效能,则贬低了志愿服务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简化了社会行动、社会生活的复杂内涵,耗散了包括志愿服务在内的大量社会行动的内在意义。对于志愿服务自愿性的庸俗化解读,容易把这种自愿性与行动者基于生理或物质需求的随心所欲的那种任性的自愿性等同起来,而忽视了社会性本身构成了志愿服务自愿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利的不可分割的内涵。同时,以具体的社会他人来衡量志愿服务的利他性,也降低了志愿服务对于维护普遍的社会正义的重要作用,也无法解释志愿服务在服务对象上的匿名性和非特定性的本质诉求。

可以看出,任何关于志愿服务的简单定义都难以概括志愿服务的丰富意义,而紧要的任务在于解释以下基础理论问题:志愿服务与一般社会行动之间的内在共性;志愿服务对于社会现象正常性的回归,也即志愿服务熟悉中的陌生性问题;志愿服务行动的自愿性与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关系,以及社会性、利他性在主体自由意志中的统一问题等。

二、志愿服务的共相和殊相

(一)志愿服务的共相

一般认为,志愿服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他性,但是具有利他性特征的社会行动数量众多,绝不仅限于志愿服务。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利他性社会行动,大多具有互惠性质,呈现出所谓的“礼物的流动”,揭示的是基本社会交换法则。以经济理性人为社会构成的前提,可以发现,这种互惠性利他行为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形成,也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互惠性利他成为社会人的本质特性。利他的互惠性原则也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建立在对称的基础上,并由此获得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一种非互惠、非对称的利他性与人的本性存在着何种关联。如何能保证这样的利他行为持续和重复。志愿服务恰恰属于这种非互惠、非对称的利他行动。对于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志愿服务,以及志愿服务行动者的本质特征,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在弄清志愿服务非互惠、非对称的利他行为的内在规律和成因的基础上所要进一步解答的实践问题。

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志愿服务以外的非互惠、非对称的利他现象:一位父亲悉心照顾已经成为植物人的儿子;一名路人跳进冰冷的河水救出落水的儿童;一名中学教师将学生推出车轮外,而自己却被碾断了双腿。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这些现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已经成为植物人的儿子自然不可能满足父亲养儿防老的回报,二者间不存在互惠的可能,但这位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这个孩子。这种非对称、非互惠的利他行为可能源于行动者的责任和感情,而血缘关系使得这种责任和感情成为不可逆的因素。发生在亲人、友人、熟人之间的这种非对称、非互惠的利他行为或许可以从责任和情感方面寻找到成立的理由,但无论责任还是情感,都是行动者的一种面向他者的付出,而非建立在回报预期上的交换。

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去救助他人的见义勇为者的利他行动,虽然具有高度的情景依赖性和偶发性,但这种利他行为也没有任何回报的预期,并且发生在亲人、熟人、友人圈子之外,其利他行动的责任和情感归因难以寻找到血缘关系、社会互动等方面的客观依据。对这种利他行为只能从行动者尊重和珍惜生命的无限责任的角度加以解释。当然,这类利他行为容易受到“旁观者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一定的现实场景中有多个旁观者在场的话,救助一名陌生者的无限责任容易从一种非特定状态转换为责任分担,并且所有在场者都具有这种潜意识的心理预期。责任分担意识的结果就是无人去救助,而只有对被救助者的旁观。在此条件下,实施救助行为的见义勇为者,虽然在物理空间意义上也是一名旁观者,并不和救助对象存在任何可以框定责任的关系,但其利他行为的实施本身表明他是所有旁观者中唯一不参与群体的责任分担,而是全部承担其所有责任的个体,并且对全部责任的承担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作用。当这个见义勇为者承担起所有责任时,其余旁观者可能才会从责任分担的心理负担中解放出来,分别加入到帮助见义勇为者的队伍,从而把一种心理状态的责任分担转化为行动的责任共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利他行为还意味着行动者将承担很大的代价,包括自身的生命危险。

(二)志愿服务的殊相

第一,作为一种非对称、非互惠的利他行为,对志愿服务的解释视点同样指向责任和情感,这种责任和情感的指向对象同样是亲人、友人、熟人之外的陌生者。在这一点上,和上述见义勇为的利他行动并无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志愿服务主要面向社会弱势人群,“旁观者效应”所反映的责任分担范围更宽,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旁观者,都有义务参与救助社会弱势人群的责任分担。由于责任分担的范围达到最大边界,志愿者实施相关的志愿服务,自觉承担起这种责任,实际上是在最大的责任分担概率和最小的责任承担可能性之间做出的一种行动选择。这是志愿服务社会价值的真正落脚点。

第二,与上述高度情景化的偶发性利他行为相比较,志愿服务摆脱了单纯的刺激—反应的行动模式,而是以对服务对象需求的理性分析为前提,实施的一种有计划、分步骤、并且行动结果可预期的社会行动。所以,这种行动和一般见义勇为类的利他行为不同,其行动的诱导或激发因素并非某种危机情境,而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当然,在形成志愿服务的理性决策之前,志愿者所面对的服务对象的生活状态对于行动的决策也起到了关键的诱发作用。但是,这种情感诱发并不构成志愿服务行动的直接动因,而是经过了理性的决策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志愿服务的理性决策构成不仅包括志愿者及其团队对于具体服务对象需求的分析和研究,而且包括具体服务对象的需求在整个社会需求体系中的代表性。因此,从根本上讲,志愿服务行动的理性决策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决策,并且密切嵌入社会结构、社会系统,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在救助弱势人群方面的功能失灵起到修复作用,而这一点往往被志愿服务行动实施时的情境性表现所遮蔽。

第三,社会交换法则和“旁观者效应”对于志愿服务的非适用性,充分说明志愿服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在于它无法用解释大部分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的互惠性和经济理性来确立其成立的合理性。但志愿服务又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社会行动,原因在于:利他植根于人的本性,与人的社会性紧密相连,同时构成对人的利己本性的平衡,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或者讲,这种利己是间接的,非物质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利己。这种利他本质外化为志愿服务行动,则显示了人的本性的另一侧面,有其普遍性和常见性。但志愿服务在彰显利他人性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主体价值表达特点,是自我价值的外化和体现,也是自我的社会态度的表现。

第四,植根于人的利己本性的经济理性行动和植根于人的利他本性的志愿服务行动,同样都在人性的深处确立了行动的合理性,但受到人性的两个对立面的制约,从而构成鲜明的区分。以经济理性行动的视角看待志愿服务,模糊了支撑两种不同社会行动的人性维度,必然导致对于志愿服务行动理解的困惑。同样,用植根于人性的利他维度的志愿服务视角去看待一切经济理性行动,也容易产生普遍道德的困惑。正视这两类基于不同人性维度的社会行动,确立其同等的合理性、普遍性、常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才是一个健康、正常。富有活力,又具有普遍的道德精神的理性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志愿服务的核心内涵及实践性意义

(一)志愿服务的核心内涵

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构成志愿服务行动实践性的核心内涵。二者的统一意味着,志愿者的行动是基于个体自由选择和自由裁量,且受到多层级社会规则约束的一种社会行动。其社会性特质决定了这样的行动绝非个体一时兴起的所作所为,而是根据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构成要件,切合社会需求,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角度,面对社会边缘人群实施的组织行为,这也是我们说志愿服务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基本依据。但在强调志愿服务社会性特点的同时,对于志愿服务行动者个体性的关注,是发挥志愿者能动性,保证志愿服务过程和结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对志愿者个体性的关注,要求我们在规划和实施具体的志愿服务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要保证志愿者个体的实质性参与,而不是由志愿者组织的管理者单独拟定行动的计划,再招募志愿者去实施。志愿服务实践性的另一层含义就在于保障志愿者个体对于志愿服务全过程的意见参与和行动参与。

(二)志愿服务的实践性构成

志愿服务是一种社会行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礼物的流动”类的物品捐赠有着实质的区别。物品的捐赠,关注重点在“礼物”,而行动成为伴随要素。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性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指向服务对象具体收益,并具有福利提供特征的社会服务维度;二是服务过程所包含的社会互动和交往维度。正是由于志愿服务所具有的这两方面的社会实践性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地从福利提供的效果上来衡量志愿服务的成效,而应该考虑到两个维度的结合,特别是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维度所体现的志愿服务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志愿者走进陌生的社会弱势人群,对于这些接受志愿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来讲,志愿者也是陌生人,是来自其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社会陌生者。两类陌生者之间在志愿服务行动的过程中建立的互动和交往关系,体现了陌生人社会中的基本的人际信任。信任与人性的深处相通,与人性中的利他维度构成密切关系,而人性中的利己因素削弱着信任的力量。但基于利己本性基础的经济理性行动,又通过利益的保障维持着一种以互惠性规则为成立前提的人际信任关系。在经济理性行动的框架下,互惠性人际信任关系的维持遵循着利益规则,而信任的丧失则又受到利益规则的惩罚。但是,对于社会的大量弱势边缘人群来讲,由于占有资源的贫瘠,很难通过互惠原则与社会其他拥有资源者建立信任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由于基于社会交换的信任关系的不足,社会弱势边缘人群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并逐步脱离于社会协作体系,造成长期的边缘化趋势,形成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三)志愿服务产生的社会意义

志愿服务基于日常互动和交往的社会实践性,从一种非互惠的利他角度,与社会弱势人群建立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改写了人际信任关系的互惠性规则,从而产生重要的社会意义。但志愿服务所实现的这一结果又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非常态现象,而是在人性的利他维度中获得了合理化的依据。只不过基于利己维度所产生的社会交换行动在社会再生产的强烈驱动下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遮蔽了志愿服务利他行为的人性合理性。

志愿服务的这种社会实践性决定了志愿服务不是一种单纯的福利供给方式,也不仅仅是社会福利手段的补充,更不是社会福利供给体系的次要选项。虽然志愿服务在服务内容上体现了一般社会福利供给的功能,但是志愿者以和服务对象面对面的互动修复了社会边缘弱势人群的社会性维度,使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未被社会所遗忘,从而在心理和行动上实现面向社会整体的整合和团结。这是志愿服务所发挥的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功能所在。进而言之,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其普遍化、经常化、日常化的可能,尤其在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志愿服务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优化,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维持具有较大的作用。

志愿服务的实践性决定了志愿服务的行动者不是停留于宣传、呼吁的言论倡导者,也不是物质福利的提供者,而是走进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对服务对象的日常帮助为行动载体,通过经常化、日常化的面对面互动,来帮助服务对象改变日常生活状态,丰富其日常生活的意义。社会弱势人群在与志愿者的日常互动过程中,形成面向他人、面向社会的积极价值观,在经济理性社会的冰冷外表下,感受到来自真实、生动、具体的社会陌生者的善意和温暖,从而改变生活的态度,在社会底线上构筑起道德进步的基础。

(四)志愿服务实践的内在规则的约束

志愿服务行动的实践性并不仅仅受志愿者个体的主观助人意愿的驱动,还受到志愿服务实践的内在规则的约束。志愿服务实践的内在规则体现了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其个体性包含了志愿者个体的情感构成、行动方式、知识技能,以及志愿者本身对于具体的志愿服务行动的理解和态度,而社会性则包含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围绕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所形成的规则系统。社会规则体系决定了志愿服务实践介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边界和限度,决定了志愿服务需要以对弱势人群的人格尊重和权利保护为行动的底线,决定了志愿服务不同于援助和扶贫,决定了志愿服务的整个过程都受到一切人际交往和互动规则的约束。由于志愿服务的高度组织性,志愿服务行动又受到志愿者所隶属的志愿服务组织的规则约束,而这些规则有些可能和志愿者个体的价值选择和行动态度不一致,对于志愿者的主体意志和自由裁量权构成限制。因此,志愿服务行动的实践性事实上受到多个层次的规则约束。社会一般行为规则和志愿者组织内部规则的双重约束,既有抑制志愿者服务意愿的消极影响,但对于维护志愿服务的行动秩序,形成社会能够接纳的行动效果,又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作者:卢德平,系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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