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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仲: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不能光讲规模 还要讲效益


银行业对外开放迈开新步伐

  首先在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面,银监会做了一些工作。银监会积极落实中央关于扩大金融开放的要求,银行业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有些措施已经对外宣布。例如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机构的持股比例大幅放宽,实施内外一致的规则,下一步还将放宽外国银行商业存在形式的选择范围,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提高金融体系活力,优化监管规则,引导外资银行发挥经营优势,提升竞争力。

  除此以外,一些其他的银行业对外开放规则也在研讨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相信一个更加透明、更加规范、更加开放的金融体系才会更加稳定。

  第二,关于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的进展方面,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银行的机构布局迅速拓展,融资的规模大幅上升,监管合作不断加强,一是从机构布局来看,我们最近更新了一下数据,截止到去年底,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机构,这其中包括18家子行,40家分行和10家代表处,其中25家一级机构是在2014年以后设立的;二是从机构类型上看,5家大型银行依然是中资银行海外布局的主力军,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通过设立工作组的形式开展项目融资;三是在过去三年里,在融资规模方面中资银行业机构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近2700个,累计授信近4000亿美元及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相关贷款余额约2000亿美元,这是非常大的规模;四是在监管合作方面,截止到2017年末,银监会与32个“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与波兰、泰国、黎巴嫩、马尔代夫等签署了备忘录,为银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是值得欣喜的方面。

“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中国?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中国担当世界责任的必然选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要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真正走出来,实现强劲的复苏,国际贸易就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交易市场,投资收益的增长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在全球不断变化的产业链中寻找到更多机会,这些其实都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建设跨国,甚至跨洲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要打破现在不断反复、甚至有所加强的贸易壁垒,要把国际资金更多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工程,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工程实现之后有非常大的正面外部性,但是要启动它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发动机和一个牵头者,这个牵头者必须是一个经济强国,它还需要是一个贸易大国,还必须是基建方面的强国,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有担当国际领导责任的坚强意愿。

  这些要求如果同时满足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国际合作方面的发展计划,比如欧亚、东南亚的合作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都不具备大规模地影响全球贸易、资金、基础设施发展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是这些计划中规模最大的,而中国被认为几乎是唯一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向世人表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意愿。

  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是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贡献的一个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建一条公路、一座大桥,更重要的是分享发展经验。在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有非常多可圈可点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多新的经验,比如基础设施先行、设立经济特区先试点再拓宽,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政党、政府的奋斗目标”这些表述,这都是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但是有些国家需要走很多弯路,需要很多磨炼才能获得经验,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与其他国家共享。

投资“一带一路”要重视国别风险

  金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我们要多维度更加全面审慎地衡量金融服务的效果。金融业服务“一带一路”不能光看投融资规模等统计数据的高低,还要看项目的实际效果,同时有效控制风险。“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还有项目融资都需要金融,金融的目标不是满足私利,而是通过促进贸易发展,提供给社会、民众更多的商品选择,来提高每一个个体的福利。同时通过投资分配经济资源,未来能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提升整个经济体系内社会福利水平,在更大范围内提高国际资源的分配效率,这就是金融服务“一带一路”一个根本性目标。

  “一带一路”中的金融服务不是搞慈善,我们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洒钱,衡量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成果不能光统计金融机构投出去了多少钱,提供了多少融资,还要评估这些项目的实际社会效益和潜在风险,目前如何做好这个风险管理是个大挑战,但有一些基本原则,例如金融机构、银行业机构贷前可行性研究一定要做得扎实细腻,贷后更要注意持续管理,和国内业务不同的是,“一带一路”的投资要更注重国别风险、合规风险、汇率风险。

  此外金融机构一定要培养懂当地语言的国别管理人才,我们有些金融分支机构连当地的报纸都看不懂,还要建长期的大型项目,搞中小企业融资,这些出风险是迟早的事。随着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势头加快,风险的事件也必然上升,其中金融机构要注意与当地政府、监管、企业、社会组织的关系,不能总在华人圈还有中资企业圈子里转,我们的金融家也要是外交家,这样才能提前预知风险,化解风险事件也有更多的资源和途径。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拓展业务,金融服务不能是蜻蜓点水,不能赚钱就走,还要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要艰苦奋斗,要走群众路线,要做长期扎根的打算,要服务当地的社会发展。

  在“一带一路”一些不发达国家,我们尤其不能光讲经济效益,还要发挥社会责任,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不能犯那些光追求GDP,光追求财税收入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错误,金融机构要把一定比例的盈利拿出来做公益活动,反馈当地社会,实现共同繁荣。

注重吸引国际资本 建立合作机制平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资机构不能光唱“独角戏”,一定要搭平台,拉队伍,要带动其他国家的队伍一起唱。今后五年“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非常巨大,如果光靠中资机构融资并不现实。目前在“一带一路”的融资统计中,我们主要统计中资机构的融资机构,其实还应该统计每一个项目带入了多少当地资金和国际资本投入。我们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尽量尝试以国际银行贷款的模式进行,来吸引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和外资银行一起参与。我们现在发起“一带一路”债券,也要尽量吸引除中资机构之外的国际投资者,如果咱们的一些项目都由中资机构包揽,风险很大,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些在香港有些市场发债尤其要注意,不能买来买去最后还是只有我们中资金融机构,要发动国际金融力量一起参与,我们中资机构要学会用小资金撬动大项目,这样有助于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在一些风险时刻、危机时刻,也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分担风险。

  此外,我们还要多打造国际合作机制平台,在此过程中,中国力争发挥带头作用。我们有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去年我们还组织成立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这个组织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是由新兴市场经济体主导发起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它是市场化的国际金融组织,同时它是明确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国际组织——这和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组织有非常大的区别。此外它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行业、金融协会和大型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我们希望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别研究是金融服务的基础

  “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宏大工程,国别研究是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后期的建设往往事倍功半。因此国别研究一定要专,一定要细。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坦率说有些过于宽泛,很多都是浮于表面,我们到处都是“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心,但是研究内容和结果大同小异,一些报告信息量还是有限。其实国内的科研机构应该设立国别、分行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研究中心,不一定每一个都着眼于大局,我们的驻外使领馆可以定期发布一些系统性的国别研究报告,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资提供一些基础材料,这样能大幅减少前期尽调成本,减少后期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投资体系也要更加全面、准确、及时,还要提高一致性。现在很多机构的统计口径不一,报表是各种各样,没有细分领域,所以现在很难对“一带一路”业务发展有一个整体性的解构,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宏观审慎的管理,所以一个好的管理一定要建立在扎实地研究和全面统计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推动完善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的统一体系,我们希望能够夯实金融服务的基础。

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

  金融服务“一带一路”不光是推进经济发展,我们还要促进人文和社会交流。新世纪,新时代的中国,要有广阔的胸襟,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仅要打造开放型的经济体,我们更要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国家。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一条辉煌的丝绸之路,你看看历史就知道,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创新之路,汉唐时代我们的丝绸、瓷器西去,西域的宗教、香料、食品东来——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在那个时代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我去敦煌的时候非常受震撼,敦煌是一个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汇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见证,是当年开放的最前沿。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都说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长安当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长安有一个西市,西市就有很多国际金融机构,我们在唐朝就创新了飞钱,有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汇兑体系,我们确立了丝绸之路的贸易规则,西域考古学发现,很多的契约都是由汉文来写成,然后再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我们在当初就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现在这些历史都快被忘掉了。

  历史上日本的遣唐史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字叫晁衡,在唐朝54年,他在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做官,官职安南节度使、镇南节度使,他跟诗人李白、王维都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希望回到日本,渡海时被风吹到了越南,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李白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悼念他。后来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游记》,自述在元朝做官的经历,虽然现在没有权威的记载能够印证这段历史,但是同时期波斯人和西方传教士在朝廷任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十九大之后,为落实党中央的决定,中国要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我们觉得应该在经济上开放创新,在文化上包容进取,在人才上海纳百川。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鼓励政府、企业建立各种人文的交流基金,包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这样的智库平台。对基础设施的项目而言,10亿美元不是大项目,应该算是中等项目,但是10亿美金每年就可以资助1万名“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10亿美金也足以资助一万名中国的学生、学者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研究交流,这些领域都是小投资,但可以产出大效益。以前咱们中国的学生都去发达国家留学,都抱着救国图强的决心,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现在要去发展中国家交流,应该抱着奉献、传播文化、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目标。

  中国如何能回到世界经济文化舞台中心?如何能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觉得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要吸引鼓励全球的优秀人才来中国,要鼓励他们优秀人才在中国居住,并来去自由,不仅企业,政府部门也可以完全开放顾问职位给国际人才。新时代的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开放气质。

以上我是对全面开放新格局,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山东是全国的经济金融大省,也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青岛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所以今天在青岛探讨这个主题我认为非常有意义,谢谢。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

(来源:金融四十人论坛

责任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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